2011年硕士毕业后我顺利进入热科院品资所木薯研究团队工作，主要从事木薯蛋白质组学方面的研究。其实对于木薯我已不再陌生，研究生三年的接触使我深深的爱上了这个“浑身有毒”的热带作物。作为“第四代”木薯人，我在这个大家庭里真切的感受到木薯人的精神和力量，这股精气神一直支撑着我为木薯事业奋斗。
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，百业待兴，科技水平极低，极少有木薯方面的研究。在60年代初全国粮食的“困难时期”，木薯作为偏处华南地区的小作物，还未引起足够重视，在政策和经费方面缺乏有效的支持。为了解决建院初期粮食紧张问题，在原农业部部长何康的支持下，“第一代木薯人”郑关溢和温健等教授，在缺少经费、资料和研究基础等困难的情况下，毅然选择了木薯育种和栽培的研究工作。他们在全国调查和收集木薯种质资源，进行初步评价，通过杂交育种于1965年育成和推广了低氢氰酸的食用木薯品种华南6068。20世纪70年代，政府开始重视木薯并给予了一定的支持，但由于国家经费紧张等原因，支持力度不大。在深入整理评价木薯种质资源的基础上，“第二代木薯人”林雄和张伟特等教授将高产的华南205、华南201和华南102推广到我国的南方地区。同时在高产栽培技术方面，初步提出较好的种植方法和栽培技术。50-70年代的近30年中，木薯科研和生产从无到有，从小到大，积累到一定的科技实力，为80年代后木薯科技事业的飞速发展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1987年，“第三代木薯人”李开绵研究员来到热科院品资所工作，一直从事木薯种质资源收集、保存、创新利用与新品种应用推广工作，他带领团队成员对木薯开花结果习性、花期预测、选择杂交亲本、杂交授粉技术及杂种后代的培育评选的等方面进行深入调研，建立了木薯选育种的具体可操作的程序和方法，大大加速了木薯的育种进程。团队成员黄洁研究员初步总结形成了木薯高产栽培技术，通过“参与式”研究和推广方法，进行广泛地推广应用。经过第三代木薯人的努力，木薯科研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，国家支持力度也大大加大，从而促进了我国木薯产业的兴起。人们对木薯的了解也从简单的食用、饲用发展到工业上的开发利用。2008年国家将木薯列为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项目之一，体系共设10个岗位和10个综合试验站，参与建设的单位有16个，涉及8个省份，共有120人参与体系建设。体系的启动和基因组蛋白组学技术的深入，使木薯产业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，同时国际合作的逐步深入，为木薯产业发展搭建了良好的平台。至此，木薯产业得到国家的重视，并将其列为仅次于橡胶的第二热作产业。
“第四代木薯人”叶剑秋等继续收集木薯种质资源并开展鉴定及评价，开展木薯综合育种研究。目前，已收集到木薯种质资源700多份，选育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产、高淀粉、耐采后腐烂的木薯新品种14个。同时对产业技术体系中亟待解决的木薯北移种植、机械化耕作、耐寒耐旱及病虫害防控等方面进行研究，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。2011年后，品资所木薯研究室引进了多名年轻的科技工作者，作为木薯产业里的“第四代木薯人”，深知今天的成绩来之不易，里面凝聚着老一辈木薯人的艰辛和努力。能在这个良好的平台上工作我感到很幸运，但也意识到自己肩上沉重的责任。如何巩固现有的科技成果，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创新，为产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，是我们这一代木薯人肩上必须要承担的义务。
时代需求英雄，但更需求优异的团队。建立一支有凝集力的杰出团队，已是现代企事业单位生存和发展的一个根本前提。2013年，在团队成员的共同努力下，“木薯种质资源收集、保存及创新应用”获农业部神农中华农业科技进步优秀创新团队奖(相当于科技成果一等奖)；同年品资所木薯中心获 “全国农业先进集体”称号。这些荣誉的背后凝聚着木薯中心每个科技工作者的辛勤劳动，大家在自己负责的岗位上发挥自己的特长，头往一处看，劲儿往一处使。目前，木薯研究室共承担科研项目50多项，包括973项目、863项目、国家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、NSFC-CGIAR重大国际(地区)国际合作项目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、国家木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项目、岗位科学家项目、现代农业人才支撑计划等，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和省部级奖励25项，其中2009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，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。
有人说，精神是指引人前进的力量，而传承是民族生生不息的动力。在我眼中的木薯精神简单概括就是艰苦创业、无私奉献、团结协作和自强不息。正是因为有这种值得传承的木薯精神，才会有木薯事业生机勃勃的今天。希望我们这批“第四代木薯人”可以用自己的知识、用自己对木薯的爱、用自己对科研工作的热情继续传承老一辈木薯人的科研精神，使我们的木薯事业走向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！
